清朝初年，中国藏传佛教在我国蒙、藏地区(包括青海、新疆)势力强大，教徒信仰虔诚，佛经教义是蒙、藏人民的精神支柱。喇嘛教上层人物在政治上有效地控制着地方政权，经济上汇聚着大量财富，文化上掌握着经堂教院。清政权为加强对北疆的统治，巩固国家统一，对边疆各少数民族实行“怀柔”政策。“怀柔”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蒙藏民族采取“因其教不易其俗”、“以习俗为治”的方针。乾隆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反映了清统治者以顺应少数民族习俗、尊重蒙藏上层人物宗教信仰的策略，来实现密切地方和中央政权的关系，巩固国家统一为目的的战略思想。

　　避暑山庄自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驻跸使用以后，皇帝每年秋弥前后均要在此长期停住，消夏避暑，处理军政要务。由此而来的大批蒙藏等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国使臣每年都要到承德谒见皇帝，参加庆典。借此，清廷便在承德大兴土木，建造寺庙，为前来的上层政教人物提供瞻礼、膜拜等佛事活动场所，功能上同避暑山庄相辅相成，互为补遗。从康熙五十年(1711年)开始到道光八年(1828年)，清廷在今承德市市区及滦河镇一带敕建寺庙43座。其中，由朝廷直接管理的有30座，避暑山庄内有16座：珠源寺、梅檀林、汇万总春之庙、水月奄、碧峰寺、鹫云寺、斗姥阁、广元宫、永佑寺、同福寺、仙苑昭灵(山神庙)、法林寺、灵泽龙王法、西峪龙王庙、涌翠岩、上帝阁。山庄西部(今滦河镇)两座：穹览寺、琳霄观。

山庄东北部12座：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广安寺、殊像寺、罗汉堂、须弥福寿之庙、广缘寺。其中，罗汉堂、广安寺、普乐寺三个庙，朝廷“向未安设喇嘛”，由内务府管理；而溥仁寺、溥善寺、安远庙、广缘寺、普佑寺、普宁寺、须弥福寿之庙、普陀宗乘之庙、殊像寺9座庙设8个管理机构(普佑寺附属于普宁寺)由朝廷派驻喇嘛，京师理藩院管理并逐月按人数由理藩院发放饷银，清正史文献将这9座寺庙称“外庙”，后俗称外八庙或热河喇嘛庙。久而久之，清代和民国时期，人们所称外八庙实际上泛指避暑山庄外面由朝廷直接管理的所有庙宇，即东北部的12座和滦河的穹览寺、琳霄观，计14座庙。因穹览寺、琳霄观离市区较远，今人称谓的外八庙范围概念又演变为泛指避暑山庄东北部的普仁寺、普宁寺等12座寺庙，人云亦云，约定俗成。

皇帝敕建的寺庙，避暑山庄外部东、南有8座，从东而西依次是社稷坛、先农坛、开仁寺、关岳庙(武庙)、火神庙、尊经阁、文庙、城隍庙；狮子园两座：山神庙、法林寺；狮子沟、上二道河子、河东各一座关帝庙，此13座庙系经奏请皇帝批准，地方政权建设管理。近年来，文物古建专家一般将避暑山庄内外由皇帝敕建的这43座寺庙(外八庙12座，山庄内16座，狮子园2座，滦河镇2座，山庄外东、南8座，狮子沟、上二道河子、河东各l座)称之为外八庙寺庙群。

　　在承德避暑山庄东部和北部丘陵起伏的地段上，如众星拱月之势环列着十二座色彩绚丽、金碧辉煌的大型喇嘛寺庙。这些寺庙建筑精湛，风格各异，是汉、蒙、藏文化交融的典范。　　在这里可以瞻仰西藏布达拉宫的气势、浏览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雄奇、领略山西五台山殊像寺的风采、欣睹新疆伊犁固尔扎身的身影、还可看到世界最大的木制佛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当年有八座寺庙由清政府理藩院管理，于北京喇嘛印务处注册，并在北京设有常驻喇嘛的“办事处”，又都在古北口外，故统称“外八庙”（即口外八庙之意）。久而久之，“外八庙”便成为这十二座寺庙的代称。９４年１２月，“外八庙”同避暑山庄一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从外形上看，避暑山庄内建筑无论是庄严肃穆的皇家宫殿，还是游玩欣赏的亭、轩、榭、阁，一律采用青砖灰瓦，显示出一种古朴自然的风格；而在其周围建造的“外八庙”，则采用彩色的琉璃瓦，有的甚至用镏金鱼鳞瓦覆顶，远远望去，巍峨壮观，金碧辉煌，一派富丽堂皇的景象，这与古朴典雅的避暑山庄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此，不难看出，清代康乾俩帝之良苦用心。

　　“外八庙”中，除溥仁寺，溥善寺建于康熙年间，其余十座寺庙均建于乾隆年间。清帝兴建这些寺庙，是为了顺应蒙、藏等少数民族信奉喇嘛教的习俗，“因其教而不易其俗”，通过“深仁厚泽”来“柔远能迩”，以达到清王朝“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鼎盛时期战胜国内分裂势力，加强民族团结，抗击外来侵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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